樊纲预计，未来1-2年，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可能面临负增长，此后还会有2-3年的增长率低于1%的萧条期。全球经济将面临3-5年的调整期，但不会发生类似1929年后长达十年的大萧条，最重要的原因是宏观调控手段的进步和各国政府合作抵御危机。

    樊纲表示，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前所未有的下滑局面。近期出台的一系列“保增长”措施相当及时到位。预计今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将低于9%，明年可能低于8%，如果能不低于8%就很不错。到后年，我国经济增长有可能回到8%-9%的潜在正常增长区间。

    金融危机使一些国际机构面临困难。樊纲表示，我国金融业等高端服务业还需要逐步发展，“抄底”华尔街金融资产有一定风险，但可以考虑收购一些资源性产业和制造业，比如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增加原油战略储备等。

    拉动内需以投资为主

    樊纲认为，我国未来宏观调控取向应以及时扩大内需为主。扩大内需主要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方面。目前启动消费难以迅速见效，拉动内需的主要渠道为投资。我国40%的投资为企业投资，目前处于经济下滑周期，这部分能维持正增长就已属理想；30%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政府投资，其余30%为房地产开发投资。“目前的宏观调控，主要以拉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为目标。”

    他说，我国仍处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早期，加大铁路、城市公共交通及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，可以将这些原先阻碍发展的负外部性变成正外部性，从而释放更多效率。至于财政支出资金来源，我国是世界上债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，明年可以考虑发行7500亿元国债，这样财政负债率依然只在3%左右。樊纲认为，当前制约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不是储蓄率和消费率比例问题，而是由于大量企业未分配利润的存在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逐步下降。提高居民有效收入，需要逐步推进收入分配和财税体制改革，但短期可能难以见效。此外，可以通过减税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、促进农民工社保关系转移等方式，增加居民有效收入。

    谈及外贸方面，樊纲认为，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才刚刚开始。虽然目前外贸增长仍然较快，但明年有可能下降。未来我国仍然可能保持资本流入，因为我国仍是全球情况最好的经济体。

    宏观调控应以反周期为核心

    樊纲指出，如果不发生信用卡危机等新的情况，此次金融危机应该已走过60%。这次危机的教训包括六个方面：泡沫迟早要破灭；严防债务过大，杠杆过长；宏观调控重点应是防泡沫；服务业要为实业服务，防止“服务业赶超”；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应注重基础制度；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有重大缺陷。

    樊纲认为，宏观调控应以反周期政策为核心内容，防范泡沫出现，提供公共服务，熨平经济周期。我国在发展高端服务业、高新科技行业的同时，不应打压制造业等领域。当前尽管世界经济面临下滑，但普通消费品受到的影响较小，这部分消费还可能因替代高端产品而保持增长。我国如果不保持这块市场，有可能被印度等其他国家取代。